五次绑架三次劳教 佳木斯市闯静含冤离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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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圆明网】自二零零九年闯静最后一次被绑架后,身体就再也没有复原,她一次又一次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,苍白的脸上无一丝血色,病情严重时,时而处于昏迷状态。她的丈夫马学俊几乎是寸步不离地照顾她。二零一六年三月六日夜,闯静走了。

在漫长的十七年的迫害中,黑龙江佳木斯市这对善良的夫妇不知曾多少次一起面对死亡,相互扶持地走了过来。这一次,是真的分别了。

二零一六年三月八日,灰暗的天空中飘洒着清雪。佳木斯市殡仪馆内,一幕幕生死离别场景如往常一样上演着。然而不一样的是,在写有“闯静”的告别厅门前,一些便衣警察穿梭在悲痛的亲友中,窥视着吊唁的亲朋,并且偷偷地进行录像。

葬礼上监控的便衣警察及其警车

闯静的丈夫马学俊站在闯静的遗体前,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感,声音略有颤抖地说:闯静还是走了。她弥留之前突然问我:“你想没想过,时间这么紧,那些没有救度的众生还能来得及吗?我还老是拖拽着你。”我安慰她,别担心,我想好了,把我们全家修炼受益的情况和我们被迫害的经历写出来,让更多的人知道……

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,让民众了解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,闯静生前曾五次被警察绑架,三次被非法劳教,受尽折磨;她的丈夫被迫害致瘫痪在床;家族中二十多人都被绑架、关押过。闯静曾这样叙述:

“我和丈夫马学俊都曾患有绝症,对人生绝望的我写好遗书,几度欲轻生,就在这个家庭濒临险境时,一九九四年,法轮大法照亮了我们的希望之路!修炼法轮大法后,我们夫妻二人身体神奇般康复,家庭也有了久违的笑容,变得温馨和睦!”

“一九九九年七月,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后,我被绑架五次,非法劳教三次;马学俊被绑架四次,非法劳教三年,非法判刑十二年,他被折磨得下肢瘫痪,生命危在旦夕时被抬回家。”

“十几年来,仅仅为了坚守良知和信仰,从此家无宁日。孩子是在恐惧中长大的,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摧残,曾经的幸福生活一去不复返!马学俊是副处级干部,我们的家庭曾被别人羡慕不已,沦落到被别人歧视、可怜、同情……外人永远都无法想象我们一家人,是经历了怎样的凄苦遭遇,真的是无法用人类语言来描述!”

闯静一家的遭遇,只是中共十七年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一个缩影。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面对强权暴政、酷刑折磨,毫不退缩,他们的正义之举,只为唤醒广大的民众,了解真相,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,人们会真正地敬仰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,他们和闯静一样,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,照亮人们通往希望的路。

以下是闯静生前叙述自己一家遭迫害的经历:

幸遇大法,绝处逢生

曾经幸福的一家人

我叫闯静,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出生。从小体弱多病,患有胸膜炎、胃病、气管炎、风湿症、脚气、左脚趾灰指甲等慢性疾病。

我和丈夫结婚时,全家及亲属都反对。我们没房子住,住在亲属家,结婚八年仍一无所有。沉重的压力,导致我未老先衰。

一九八零年九月,我左小腿患恶性黑色素瘤,做了手术切除。一九八四年二月,我又因患卵巢囊肿,破裂后做了大手术。我经常大流血,吃西药、中药都不好使,只得去打止血针,一个疗程打三针近二百元,停针后还是流血。那时的我,浑身无力,面无血色,身体臃肿。然而雪上加霜,一九九二年十二月,我因经常腹部剧痛,去多家医院做B超检查,确诊为子宫肌瘤。我丈夫因为输血染上乙型肝炎,为此我不敢手术。我失去了生育能力,抱养了女儿马小亮。

我丈夫马学俊,原是佳木斯铁路分局的副处级干部,是副局级的预职干部。他是农村人,没有钱没有靠山,通过上学,全靠他自己辛勤的汗水、辛酸的泪水熬到副处级干部。正当他在名利场上拼搏奋斗,不断地获得成功时,丈夫患上了胸膜炎、胆囊炎、支气管扩张等病。其中最严重的是,一九八五年患上的再生障碍性贫血,在铁路医院输血时,又染上乙型肝炎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工作上的艰辛,一九九三年,丈夫必须全靠药物维持生命。佳木斯铁路医院传染科的主任告诉丈夫:“小马呀,你就是我们医院的常客了,这一张床(值班床)就给你准备着”。一次疗程就得花费五千多元,丈夫堂堂的男子汉,被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。

一九九四年春天,我的病情加重,经常大流血,吃各种止血药不见效,只能打止血针。我万念俱灰,强颜欢笑,我曾写过遗书,几度想轻生。

然而上天悲悯众生,就在此时,一本宝书让我们这个濒临绝境的家庭,重获新生。九四年九月中旬,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,看李洪志师尊的巨著《转法轮》后,多种疾病缠身、靠药维持生命、朝不保夕的丈夫神奇般地康复了;他遵照“真、善、忍 ”法理修炼心性。本应分得的处级干部住宅让给了同事;年终奖和奖金,有关部门发给了他,他也分给了部下。

我原来不相信气功能治病,但看到丈夫的神奇经历,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,去炼功。我的身体逐渐地有了变化,不用吃药打针了,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。修炼后,我知道了人生真谛,悄悄撕掉遗书,开始新的生活。

看到我和丈夫的变化,我婆婆、公公、大姑和小姑等一家家的,也都陆续开始修炼法轮功,他们也都受益良多。女儿患先天弱视闪光,视力只有零点二到零点六,她经常听师父的讲法录音,不知不觉中她的视力恢复了正常。那时女儿只有几岁。

漫漫营救路,多少苦与愁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炼功点的人越来越多,场地不够用,增加了十多个炼功点。就在我们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恩泽之中,喜悦无比之时。

穿绿色花衣服的是闯静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,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以权代法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。我曾被绑架五次,非法劳教三次,丈夫曾遭四次绑架,非法劳教三年,非法判刑十二年,最终被迫害致残,生命垂危时被用担架抬送回家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上三点多,陈万友,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,来我家,把丈夫带到公安局,被软禁了一天,晚上放回家。

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多,丈夫在单位打来电话说,陈万友找他,我不同意他去。陈万友在电话里跟我保证,晚上一起吃便饭,谈完话一定把人送回来,我还是坚决不同意。丈夫是国家副处级干部,他出于对共产党官员的信任就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,陈万友通知我:丈夫被非法拘留十五天。听到这个消息,犹如五雷轰顶,天塌下来似的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我丈夫真是难得的好丈夫,因我身体不好,在家里洗衣、做饭,几乎所有的活他都干;在单位,正直、公道、廉洁,被职工称赞,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被抓起来?!

当天市国保的郑姓警察,带两个年轻人来抄家,抢走了法轮功书籍、讲法录音带和录像带等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官员的流氓、无赖相。我去公安局要求释放丈夫,要接见丈夫,他们推脱明天让见,明天去了,推脱后天让见,一天推一天。

丈夫在看守所里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,牢头唆使刑事犯往他身上连续浇二十多盆凉水,是刚从深水井水管里流出的水,冰冷刺骨,他冻得浑身瑟瑟发抖,打了两个多小时的寒战。他被禁止上厕所,大便不给手纸。睡觉没地方硬挤才能躺下,常常被辱骂、羞辱。

因丈夫是法轮功辅导站的义务站长,又是副局级预备干部,他被视为重点对象。丈夫遭到市公安局陈万友、高志伦、郑成林等多次非法提审,并威胁他开除公职、判刑。市公安局、市委、政法委、宣传部、电视台、铁路公安分局等有关人员组成的联合迫害小组,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。

八月八日,丈夫被单位接回。我们由一个受人尊敬的家,到被随意绑架骚扰,地位上一落千丈,经过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都能够知道,遭受共产党打入百分之五被专政对象的滋味是何等的境遇。

九月九日晚,丈夫又一次被陈万友等人从家中骗走,丈夫被以“搅乱社会治安”的罪名非法拘留。当时我在农村亲属家。我去公安局国保大队,要求释放丈夫,他们说:你丈夫在家接了个电话,是非法串联。

我质问他们:“丈夫还没见到打电话的人,你们就把丈夫抓走了,上哪儿知道是谁呀?再说电话是我家花钱堂堂正正安装的,你们非法监听公民电话,怎么接个电话就成串联了?”他们自知理亏,推脱说:“市政法委书记董永贵监听电话内容,拿条子让抓的,要不然半夜三更,我们哪愿意抓呀!”

我去市政府找董永贵,董永贵的秘书接待了我,我跟他叙述事情经过时,对面房门开了,董永贵招呼秘书,我就跟过去,秘书吓坏了,我快速跟董永贵说明情况。他说:不是他让干的。我又找到陈万友告诉他,我已经找到了董永贵,董永贵不承认此事。

当时正值北方的秋冬季节,在凄凉的秋风里,我和女儿几乎天天去公安局要求释放丈夫,我多次去市公安局、还去市委、市政府,讲法轮功真相。到了冰雪交加的寒冬,我们仍没有放弃,继续去要人。那种面对强权无奈、无助的凄苦,用尽人类语言也无法说清。共产邪党各级组织和各级干部,互相推诿。

丈夫被非法关押,浑身长满了疥疮,奇痒无比整夜无法入睡,骨瘦如柴。公安局警察让我给丈夫写担保,我拒绝,我正告他们:合法公民被抓,还得写担保,这是哪家的理呀?! 丈夫被非法关押了四个月二十二天。二月二日,我家被勒索了一千四百元的伙食费,丈夫回到家中。

在家遭绑架,上访又遭绑架

刚到家的第二天晚上,二零零零年二月三日,集贤县太平镇的党书记杨振东、利民村书记、镇派出所的警察、在顺和派出所的带领下,来砸我家的门,原因是丈夫的妹妹等几个人去北京了。我和丈夫一起被绑架到顺和派出所拘留了一夜,第二天中午,在丈夫的单位担保下,才放我们回家。家人、单位领导除了交一千多元生活费外,请市局吃饭、送礼共花掉三千多元。陈万友独得一千元,是所谓的保金。

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一日,我带着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,满怀希望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,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,信访办变成了抓人场所。

江氏流氓政府不知悔改,妄想利用历次政治运动的手法,迫害法轮功修炼者,然而今非昔比,法轮功修炼者是为坚持宇宙真理可以舍命,而不退缩的。我跟警察说明上访意愿,讲述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和法轮功真相,警察明白真相后说:你在这儿呆上半年也没用,中央有令不受理法轮功人员上访,你还是回去吧。

六月十六日早上,回到家中,得知我去北京上访的第二天,六月十二日我丈夫也去北京,在天安门打横幅,被绑架在佳木斯铁路看守所,非法关押。下午市公安局陈万友与一年轻警察到我家,问我为什么去北京,让我去市公安局做笔录。前进公安分局王化民等在拘留票子上,让我签字。我质问他们:我犯了什么法,我不同意拘留。王化民皮笑肉不笑地说:“别看填的是半个月票子,三个月能出来是好的。”七月五日,在我的孩子和亲属朋友的强烈要求下,我被非法关押二十天后,回到家中。

八月份的一天,包片民警管天印和向某某,来我家跟我要身份证,要放在他们那儿保管,需要时可以取回来,要不给身份证,他们就得下岗。我想自己是修炼人,得为他人着想,把身份证给了他们,后来几次需要身份证,去取,他们不给了,谎称没有了。

拒绝骂人遭毒打、上大背铐、游街示众

二零零一年四月三十日,我和张庆华等法轮功学员在勃利回佳木斯的途中,勃利公安在公路上设卡,强迫过往行人,骂法轮功创始人,并且踩他的相片,我们拒绝。我被警察拉扯踢踹,我浑身上下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。我们被非法劫持到勃利县公安局,几次非法审问我,都不配合他们,当他们得知我的名字和丈夫的情况后,加大了对我的迫害力度。

酷刑演示:大背铐

他们几人强行给我上了大背铐,其中一人用烟头烧我的手背,不知过了几个小时,他们看我没有屈服,放下了我的背铐。他们不让我睡觉,大概三天三夜。和我一起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也受到各种酷刑,其中一位,肋条给打折了。我们几位法轮功和其他刑事犯一同被游街示众。之后我听说,新任勃利县公安局局长张志义,把迫害法轮功修炼者,当成升职的业绩。

中共整人手段:挂牌游街

当时,勃利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孙成义(后因贪污罪被判刑一年,缓刑一年),非法提审我,让我说出自己的简历,我拒绝,并让他们拿出法律书让我看,他们说:犯罪嫌疑人,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。我正告他们:我不是犯罪嫌疑人,我在公路行驶,有什么犯罪、不犯罪的说法?僵持了很久之后,警察刘仁国突然问我:“你见过师父吗?”我想讲法轮功真相的机会来了。然而,我刚一张口,警察苏维清、刘仁国和一个不知名的警察,像疯了似的冲到我跟前,连拉带扯,连踢带踹,满嘴污言秽语。

我被非法劳教两年,我被折磨得子宫肌瘤复发,劫持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,检查身体不合格,劳教所拒收。勃利看守所勒索了我家人五百元钱伙食费,放我回家,我被非法关押共八十二天。

丈夫被非法劳教三年。丈夫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西格木劳教所,吃的是发霉面做的发糕,看不见一滴油的菜汤,卫生条件极差,多次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和电视。所长赵某、副所长侯某、教育科长刘贵范、转化队长林某等多次给他洗脑。丈夫拒绝后,被单独关押近两个月。丈夫被迫害得下肢麻木,最后失去知觉。他曾绝食抗议非法关押。

一年半左右,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,丈夫被保外就医。终于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,尽管在那样苦涩的环境下,一家人团聚尤为珍贵无比。丈夫通过学法炼功,他的身体得以快速恢复。

为躲避迫害,流离失所

二零零二年四月八日,佳木斯公安局对全市法轮功修炼者,进行新一轮大规模非法抓捕。四月十日,多辆警车包围我家的住宅楼,有警察敲门,佳木斯顺和派出所所长牟永平带领一帮警察来敲我家的门,我们不给开。此前有几位保外就医的法轮功学员,再次被绑架。

二零零二年四月的一天下午四点多钟,我女儿在回家的路上遭到顺和派出所警察牟永平等人劫持。她被强行搜身,企图找到我家房门钥匙,女儿没带钥匙,牟永平等人要把我女儿绑架到警车,我女儿拼命抵抗。当时正值下班时间,很多人在围观,在大家的谴责声中,他们把女儿放回。

四月二十日,为了躲避迫害,我们离开了自己的住所,开始了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。市局公开悬赏三万元,通缉丈夫,市“610”、公安局向丈夫单位施加压力,他们把抓捕他与单位领导的政绩挂钩。我的家多次被市公安局、顺和派出所、铁路分局公安分处等多个不法部门随意用万能钥匙打开,家中被抢走:小电视两台、CD影碟机一台、老板杯、一些日用品和万年历等物品。市局分局和铁路公安处都来抄过家,我曾去找牟永利要被抢走的东西,至今一样未还。

一次,市公安局王化民等冒充邻居敲门,我婆婆和丈夫叔家的妹妹在我家,女儿刚一开门,他们就窜了进来,在一阵翻找之后,因妹妹是法轮功修炼者,把妹妹绑架,并被非法劳教两年。

我妈妈家、婆婆家、丈夫弟妹家等,经常被市局和铁路警察骚扰。

坐铁椅子、身体呈“大字型”钉地环,致旧病复发

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,我和法轮功学员李桂芳在松花江畔北岸,讲法轮功真相,被无知群众举报,遭柳树岛派出所绑架,劫持到向阳公安分局。当天夜里向阳公安分局国保姓于的警察,唆使手下,伙同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处的警察以王凤军为首,半夜用万能钥匙,开了我的家门。

当时只有我女儿马晓亮一人,在家睡觉,他们把我女儿从被窝叫起,女儿当时只穿内衣。我家里被翻得一片狼藉。那一年,女儿才十八岁。

事后女儿对我说,她当时被吓得浑身直哆嗦,等到那群人走了后,女儿嚎啕大哭,茫茫的黑夜里,自己孤苦伶仃,不知何处能有自己安全的藏身之处。这场惊吓之后,女儿吃不下饭,睡不好觉,经常半夜惊醒,浑身无力。我带女儿去医院检查身体,女儿的肾脏和心脏明显有病变,其它的器官有不同程度损伤。女儿心脏功能受损后,正常走路都心慌,无法正常工作,无奈之下,嫁给了贫穷人家。

最初在向阳区公安局,我拒绝报姓名,警察毕某某,非法强迫我坐在带锁的铁椅上二十多个小时,市局陈万友、陈永德去认人,陈万友认出了我,陈永德用装了水的矿泉水瓶子,猛力地砸我的头部,边砸边凶巴巴地喊叫:“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”、

酷刑演示:铁椅子

这期间我一直不吃不喝。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,我们被劫持到看守所,没有检查身体,我和法轮功学员绝食绝水抗议。第二天,我拒穿囚服,我被恶警袁海龙重重地打了两个耳光,我质问他:为什么打人。他变本加厉,反而给我铐上手铐,身体呈“大字型”,钉在地板上,这期间我子宫病复发流血,我被野蛮灌食。二十九日市局陈万友伪善地到监室,对我说,一定给解决问题。在我绝食绝水,不能行走的情况下,被非法劳教三年。

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在恶化,非法关押八个月后,我被保外就医,回到家中。

丈夫马学俊被迫害致瘫

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二日,丈夫被市公安局国保和铁路公安联手绑架,丈夫遭到酷刑折磨:毒打、上大背铐、禁止睡觉、野蛮灌食、身体呈“大字形”钉在板铺上、注射不明药物等。被东风区法院,非法判刑十二年。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,丈夫处于半昏迷状态,被用担架抬回家,体重只有六十多斤。

马学俊被迫害致瘫的照片

丈夫回家后,市公安局、东风区法院、前进区办事处、顺和派出所、小区居委会,以看望丈夫为名,不断的上门骚扰。

我不停的给他念法轮功书籍,加之一些法轮功学员和善良的邻居在生活上关心我们,把丈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丈夫被开除公职,我们一家三口仅以我的退休金每月三百元生活。我多次找有关部门,要求为丈夫检查身体,要求各政府部门帮助解决生活上的难题。虽然很多人都表示同情,但没有办一件实事。

二零零四年七月份,佳木斯看守所姓黄的狱医、警察孙连生,还有几个刑事犯人找到我家,要抬丈夫去检查身体。因检查费用过高,一连转了两个医院。后来只在外科进行了检查,确诊为下肢僵死,无自理能力。黄狱医说:我们的任务完成了,别的不用检查了。原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看丈夫身体情况,欲再次进行迫害。

二零零四年八月,我家因交不起电费,被铁路水电段彻底断电了。这是丈夫原来工作过的单位,丈夫曾担任副段长、段长,曾主管电力,被全段职工公认最廉洁的领导,职代会评分也是最高的。

再次遭绑架,仅因聚在一起看书

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九日上午,我和文英、刘桂芹、张春英、王玉新、王金霞、张庆余等在法轮功学员宋靖娟家,学习李洪志师尊的著作。大约八点多钟时,突然有人急促的敲门,并谎称是楼下邻居,楼上漏水了,来看看啥原因。打开门后,冲进来几个男人,开始抢我们手上看的书和我们的包。我质问他们:“你们是干什么的,凭什么拿人东西?”其中一人说是警察。我让他拿出证据证明身份,一人拿出类似身份证的东西晃了一下,还没看清就迅速放起来了。他们让我跟他们走,我拒绝。南岗派出所教导员李文胜蛮横地说:“你走不走吧?”我正告他们:“我是合法公民,我不会跟你们去的。”

在李文胜的唆使下,几个人对我连拉带扯,我使足力气,抓住门框与楼梯扶手抗争。李文胜又唆使几个女协警,拽住我的胳膊和腿,连拖带抬到车门口。我用脚顶住车门坚决不上车,警察刘金山用脚狠劲地踹我,我喊道:“你打人!”他说:“我打你了!”我正告他:“打人是要负责任的。”他恶狠狠地说:“对,我打你了!我就打你了!”

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佳木斯南岗派出所,我不下车,以李文胜为首的几个警察把我强拉硬拽到一个屋里,扔在冰冷的地上,扬长而去。我浑身是灰,白袜子变成了黑袜子。惊吓加上被他们撕扯殴打,我感觉腹痛,下身往出流东西。当时我仅仅穿一条单裤,感觉很凉。我问屋里的一个警察附近是否有商店,我要买东西,一个协警帮我买了一包卫生巾。店主被找来,我又买了两条线裤一条短裤。在店主那里买的毛巾、香皂、袜子、香肠、面包、饮料等物品,都被南岗派出所警察掠夺,至今还没返还。

他们问我姓名,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犯罪,没有义务回答此问题。晚上七点多钟,李文胜等人要把我劫持到看守所,我拒绝,我被几个膘肥体壮的不法之徒,强行把双手背到身后戴上手铐,他们拽着手铐把我拖到车上,劫持到看守所。因没有体检,看守所拒收,我又被带到某家医院。这样来来去去都是单独用一个车拉我,其他人在另一辆车里。在这过程中他们没给我做任何体检,根本也没让我下车,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,把我扔到看守所二零九室非法关押。

经过一天一宿的挣扎劳累、寒冷、饥饿的折腾之后,我浑身疼痛,手腕有手铐勒痕,身上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瘀血。腿疼、骨头疼、浑身疼痛睡不着觉,肚子胀痛躺不下,坐不下,大量脓血流出来。

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,我日渐消瘦,晚上不能入睡,多次要求南岗派出所给我检查身体。南岗派出所害怕承担责任,一拖再拖,不给检查身体。

十月三日中秋节,于姓科长对我说:“八日上班给你检查身体,办案单位不给检查,我们给你送医院检查。”八日正常上班,我没有得到检查身体的消息。这不过是共产党官员一贯的撒谎托词。直到十月十四日早上,于某领一行人到监室里对我说:“你被劳教一年。”

十月二十二日,市公安局劳教委李清波来看守所,将我和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。接近中午,我们到达劳教所,一位女医生为我们体检,我体检不合格,血压和心脏都不正常,劳教委的李清波让劳教所先把我留下,以后再说。我看到劳教通知单上写有半年的上诉期,我说:“我要上诉。”劳教所一李姓警察马上把劳教通知单拿走,谎称:“先做一下登记,然后再给你们。”后来,我知道劳教通知单,劳教所也有一份,把我的劳教通知单拿走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。

非法关押的两个多月期间,我腹胀、腹痛、阴道流异物,腿肿胀得又粗又硬。劳教所向家人勒索了一百多元的体检费,在体检结果极其严重的情况下,我于十一月九日释放回家。

为了营救我,婆婆、姐姐和女儿在这期间不断往返在派出所、前进公安分局、佳木斯市劳教委、看守所、劳教所之间。他们互相推诿,无奈之下,婆婆和女儿走上街头,向民众讲述我们一家人的悲惨遭遇,南岗派出所的警察张维富和周佳佳将年近八旬的婆婆打倒在地,女儿也遭到殴打。

刺骨寒风中的祖孙二人

警察周佳佳(左)、张维富(右)正在抢掠祖孙二人手中的物品,老人渐渐倒地

同情的民众

我由于遭受了酷刑折磨,耽误了疗养的最佳时期,回家后身体长期恢复不了健康。二零一零年三月份出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,严重贫血和脱水现象,几次昏死,长期心跳一百三十多次,两个多月才脱离死亡危险。

我在看守所身体虚弱,靠自家订餐增加营养,支付订餐、购买卫生纸等花去一千多元,在劳教所被褥扣去一百零八元和身体检查一百二十四元,回家后身体恢复过程中的几千元花销,使我们已经非常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。二零一一年一月份,由于交不上供热费被停止供热,数九严寒的冬日,室外的温度都达到零下三十几度,凄苦的生活可想而知。

每当看到我一次次弱不禁风的样子,好心的邻居或认识我的人都会鼓励我去告那些个执法犯法者。为了人们心中尚存的良知、善念、正义,我已将非法给我的精神、身体造成伤害,及骚扰我的家人、亲属亲朋好友的那些执法犯法者的起诉书,递交检察机关和相关部门。诉求如下:一、归还非法抢劫我的东西,二、赔礼道歉,三、要求经济赔偿,四、要求惩办恶人。

全家二十多人炼功受益,全部遭到迫害

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浩劫,给我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痛苦的折磨,不是用人类语言,能够表达清楚的,给我的亲属家人他们造成的,精神上和心灵上的伤痛是巨大的。我的爸爸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迫害致死,这个阴影一直在妈妈的心中挥之不去,我们一家人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,她为我们担惊受怕,突发心脏病而死,去世前对我大姐说:“我最担心的是你老妹子他们,也不知啥时是个头?!”

一九九九年迫害发生时,那一年女儿十五岁,可怜的女儿在恐惧中成长,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。一次我问女儿:“亮亮啊,妈妈爸爸修大法遭迫害,这几年已没有能力帮你了。当你看到人家的孩子穿的戴的都比你好,你恨不恨爸爸妈妈?”女儿懂事地说:“我不恨。我知道如果爸爸妈妈不修大法,我可能早就没有了爸爸妈妈,成了孤儿了,说不定还不如现在呢。”

这些年我们被迫害的一无所有,女儿去年在农村找了一个家境贫困的对象,结婚时,只在我家拿了几床旧被褥,几双碗筷,没有一件新家具,没有一件新家电,没举行任何仪式。

迫害开始后,丈夫家的父母、伯父母、叔婶(都七十多岁)、弟妹等二十多人都被抓进集贤县看守所。

婆婆修炼前曾患有肺心病,类风湿等多种疾病,修炼后不治而愈。这一次被非法关押两个月,全身痉挛,看守所怕承担责任,才不得不放人。其他人都是交了两千元所谓的“保证金”,才被放回家。婆婆因家里人都遭迫害,精神极度紧张,现已双目失明。

公公在妹夫被劳教后,七十多岁的老人承担起全部家庭负担,包括种两垧多地。

丈夫的大妹夫是乡村医生,遵照“真善忍”修炼心性,他的好人品远近闻名,被集贤县“610”,看守所,绥化劳教所迫害后,患有癫痫病,由于无法行医,家里两个上高中的孩子面临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。

丈夫的二妹夫也因修大法被非法劳教,在佳木斯劳教所被迫害得骨瘦如柴,生命垂危时才被放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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